基因真的决定了智商吗？我们能通过改造基因来改造智商吗？

首先，让我告诉你我有多聪明：非常聪明。我五年级的老师说我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我已经很好地理解了形而上学作为唯名论的特征，我可以告诉你们时间是存在的，但它不能被整合到一个基本方程中。同时我也熟悉都市生活方式和世态炎凉。我能分辨出来别人说的大多数事情只是一部分真实的，这个我知道。

2017年发表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称，在分析了数万个基因组后，科学家们将52个基因与人类的智力联系在一起，尽管单个基因对智力的贡献远远不及一个百分点。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中心(V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Amsterdam)的统计遗传学家Danielle Posthuma是这项研究的资深作者，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科学家要真正利用遗传学预测智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如此，很容易想象遗传学预测智力的社会影响是会让人不安的：学生们把自己的基因组测序结果与大学申请捆绑在一起;潜在雇主搜集岗位候选人的遗传数据;体外受精诊所使用强大的新工具提高智商，如基因编辑系统CRISPR-Cas9。

一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加入这个新世界。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和牛津大学的朱利安·萨伏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等哲学家认为，我们将有责任操纵我们未来孩子的遗传密码，这一概念被萨伏列斯库称为“生育慈善”。该领域已将“父母忽视”一词扩展到“基因忽视”一词，这表明如果我们在允许的情况下不利用基因工程或认知增强来改善我们的孩子，这也将会是虐待的一种形式。另一些人，比如在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教授美国研究的大卫•科雷亚(David Correia)，设想了反乌托邦式的结果，富人利用基因工程将其在社会领域内的权力转化为基因组自身的持久密码。

这种担忧由来已久;至少自从科学家发明了重组DNA以来，公众一直对改变智力基因保持警惕。早在上世纪7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就曾质疑他的开创性工作是否能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遗传差异，而非环境差异”。

我说，继续做梦吧。事实证明，基因是对智力有影响，但影响范围很泛，也很微妙。基因在复杂的关系中相互作用，创造出可能无法逆向改造的神经系统。事实上那些想要了解基因如何相互作用以创造最佳神经网络的计算科学家们遇到了所谓的“旅行推销员”问题所提出的硬性限制。用理论生物学家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在《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Order， 1993)一书中的话说：“任务是从N个城市中的一个开始，依次前往每个城市，然后以最短的总路线返回最初的城市。这个问题说起来非常简单，解决起来非常困难。”生物进化在早期就锁定了一些有效的模型，并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完善解决方案，但最好的计算机发烧友可以做的是，在给定一些输入的情况下，使用启发式方法建立最佳神经网络，这是一种速记式的解决方案。但这种复杂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因为蛋白质和细胞在更高的维度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遗传学研究并不是要诊断、治疗或根除精神障碍，也不是要用来解释构成智力的复杂交互作用。我们不会在短时间内制造超人。

其实所有这些复杂性都可能不利于物种的进化。在《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考夫曼引入了“复杂性突变”的概念，这是一种出现在复杂生物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化已经被优化了，基因以多种方式相互联系，以至于自然选择在增强个体适应性方面的作用减弱了。简而言之，一个物种已经修修补补，形成了它无法轻易进化或改进的形状。

如果复杂性是一个陷阱，那么一些基因更优秀这个观点也是陷阱。20世纪60年代，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和约翰·哈比(John Hubby)利用一种名为凝胶电泳(gel electrophoresis)的新技术分离了蛋白质的独特变体。他们表明，不同版本的基因产物，或等位基因，分布的差异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大得多。在1966年，Lewontin和Hubby提出了一个叫做“平衡选择”的原理来解释基因的非最优品种因为有助于多样性所以可以留在种群中。人类基因组是并行工作的，我们的所有常染色体基因至少有两个拷贝，有不同的遗传基因拷贝可以帮助进化过程中的所有这些细胞功能去尝试一些高风险的事情，同时有维护一个靠得住版本的基因，特别是帮助保持免疫系统的多样性。另一些时候，会带来一些风险或新奇的遗传变异可能会与有益的遗传变异捆绑在一起。如果说这对人类智力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基因具有一种相互策划的寄生特性;没有一个基因比其他基因更高级因为它的效用是通过利用其他基因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早就知道，3万个基因无法决定大脑100万亿个突触连接的结构，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在某种程度上，智力是逆境和大脑发育的压力下形成的。我们知道进化是在利益和风险的讨价还价中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们总是会携带遗传变异，这些遗传变异携带自闭症，强迫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科学最终也不能解决大多数心理健康问题。在进化过程中，没有优越的基因，只有那些能承担一定风险的基因，以及少数适合特定环境和任务的基因。

我希望我能相信写作是我的基因，但是小说只有区区几百年的历史，从本质上讲，它还不足以让进化自然选择出小说家。写作仍然需要努力，作家可能会表现出对其他方面都不利的心理特征，比如神经过敏，或者无情的自我反省。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拥有这些特质。进化论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当竞争对手之间的相差最小时，自然最具有竞争力。有鉴于此，近几十年来出现的财富不平等其实并非是对不断扩大的生物鸿沟的一种验证——它只是我们需要去证明一种优越感和控制感的幻觉所驱动的结果。

相信我，我知道。

——Jim Kozub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