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只想看到时代变化中不变的事物

财经时代在线网 2018-08-14 07:47

[摘要] 在马原看来，拉萨和南糯山两段生活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就像那句多次出现在书中，又常被媒体引用作为标题的“那个写小说的汉人”一样，形成了某种环状的呼应。

时代周报记者谢洋发自广州

国境以南，距西双版纳的勐海县城24公里处的南糯山，马原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七年。

“马原的叙述圈套”是他标志性的技艺。1982年起，入藏的七年间，《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作品让他声名鹊起，并与余华、苏童等人被合称为“先锋派五虎将”。进入21世纪之前，马原宣称“小说已死”后便离开了文坛，一别就是20年。

转折点在2008年，一场大病把他“变成了一个思想家”。此后他又辗转各地，最终把根扎到了南糯山。“都是七年，像是个巧合。”马原说，南糯山的七年让对他有了全新的生命体验。提起新书《姑娘寨》，马原便难掩兴奋，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如数家珍地讲述了僾尼人奇特的历史和习俗，带有神性山水和千年古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余华语）里似乎藏有一个混沌而壮丽的边地世界。

《姑娘寨》

马原著

花城出版社

2018年6月第一版 35元

在马原看来，拉萨和南糯山两段生活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就像那句多次出现在书中，又常被媒体引用作为标题的“那个写小说的汉人”一样，形成了某种环状的呼应。

“我甚少关心当下，我只想看到时代变化中不变的事物。”马原说道。

南糯山是最后的故乡

时代周报：入藏七年后，隐居云南七年，两段生活中创作出来的不同作品，在你看来会有什么样的异同？

马原：好像当年生活的一种重演。

去西藏的时候，我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小说家了。西藏七年是我这一生写小说的一个高峰期，地域、种族、文化、历史、宗教这些落差会给写作带来巨大的冲击，那时候突然就写出了一批与先前大不一样的作品，带着与汉族写作者不同的气象。

这回稍微有点特别，人生也到了所谓晚年的阶段。去西藏的时候我29岁，去云南的时候我59岁，中间隔了30年，我又到了一个跟当年类似的环境。这次去到国境线上的姑娘寨，与哈尼族的分支—僾尼人一起生活，是一个断崖式的生活反差，对个人而言，新鲜感和刺激感与30年前一样。我面对着一个全新的族群和背景，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受：这是我的终老之地。姑娘寨似乎特别有写小说的气场，我三本童话，之前的《纠缠》和《黄棠一家》，包括这次的《姑娘寨》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像当年的拉萨一样，这里是我人生的另一块福地。

时代周报：多年来，你辗转各地，从东北到西南。你曾设想将自己和父母的骨灰分别置于南糯山的古木当中，这样三个人的灵魂就不会孤单。南糯山为什么可以成为你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你为这片土地附上了什么样的注解？

马原：我是一个古树崇拜者。古往今来，人类至上的追求是如何长寿。树和人不一样，树不能躲避雨雪风霜各种自然的侵害，就在一个位置上屹立几千年。最古老的树，它的树龄已经超过了整个人类种群的历史，在古树身上就可以垂看生命的全部进程。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喜欢南糯山。西藏也许是我的第二故乡，但南糯山我能明确地说，它就是我最后的故乡，我的终老之地。另外，僾尼人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对于族群来说，漂移的历史或许是不幸，但也意味着我有机会可以去重塑他们的历史，以我自己的方式，为姑娘寨树碑立传。

成功地让自己成为遁世者

时代周报：你在《姑娘寨》中描绘了“英雄帕亚马”“祭祀尊盘风”等形象，以及哈尼族神秘壮丽的边地世界，在你看来，这些创作是否指向现实中某些缺失的精神维度？

马原：其实熟悉我的读者就知道，我一直不是一个跟现实靠得很近的小说家。我喜欢从处于变化中的人和事中，寻找不变的形而上的东西。

比如鬼神。不管是高度文明还是原始群落，都有这种内心需求。西方国家崇拜基督，哈尼族崇拜祖先，虽然各自的方式不同，但是存在共性，就是我要探索的不变的东西。我们的神是天，而我们心里阴暗的部分就是鬼，虽然我们是个无神论的群落，但也有这个精神维度。我在《姑娘寨》里面探讨的其实就是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故事里面有祭司，他是连接人间与冥界的仪式主持人，而巫师是自由穿越两界的使者，他们的鬼则是伟大的祖先。

我在姑娘寨生活了七年，体会到他们的生活与冥界其实有着特别密切的关联。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会种一棵树，老死之时，就把树做成棺椁。从生到死，都在这棵树身上，这个事情多么美好。

时代周报：你的形而下三部曲完成了《纠缠》和《黄棠一家》，接下来还会再写吗？既然你不关心形而下，为什么还会写这个系列呢？

马原：还有一本叫《搞笑》。我完成三部曲之后会找个机会，出一本大书，就叫《形而下》。你活在形而下，因为你每天要吃饭，饭的内容很具体，比如说早餐要吃什么食物，配什么饮品；必要的时候我还要找一张床，一个软硬适度的枕头，让脊椎放平。把这些描述出来，你就知道生活本身是形而下的，都是具体而为的。所以我一辈子甚少写形而下的内容，也关注甚少，但我还是愿意给这个世界留一部大书。

时代周报：你会以什么样的写作姿态去介入当下？

马原：我采取一种逃避的方式。小说家都是一些聪明人，但也难逃被聪明误这个泥淖。我少年时期就知道，最好的方式是避之唯恐不及，这是我现在远离世事，逃到大山中生活的背景。我没办法告诉我的读者该怎么去逃避，但是我会告诉他们，我有自己的方法论。

我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一个遁世者，痛苦、焦虑、彷徨这类情绪的困扰，在我生活里特别少。中国有句老话叫“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可以说我是掩耳盗铃，也可以说是自欺欺人，我就用这种方式变为“人生如意时常八九”。所以你看我的小说，里面没有幻灭和焦虑，尤其是《姑娘寨》。

时代周报：你曾说过，1980年是“中国文字的黄金年代”，为什么？对现在的中国小说家你有关注吗？

马原：20世纪80年代我们用了五六年时间，在小说上完成了我称之为“突围”的行动。

小说经历了19世纪的辉煌后，其实已经无路可走。19世纪以后的小说家面临巨大的困境，因为所有的方法论和可能性几乎都被穷尽了。从乔伊斯、普鲁斯特和伍尔芙这些意识流大师到海明威，小说家逐渐懂得用弹性的方式，将隐喻和象征大量地引入到现代小说中。二战结束以后，出现了小说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人—约瑟夫·海勒。他开始消解小说中一直以来文以载道的功能和所有价值。

你看他的传人，在中国影响最广泛的小说家肯定是王朔。他对这个时代通行的语言做了一次定格，后来你看中国的白领都用王朔的方式说话。小说通过海勒和王朔走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不再“文以载道”，而是像在雪地上倒退地行走，用扫把将脚印扫掉，把意义和价值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