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罗默：重新定义经济增长

[摘要]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那股席卷全球的科技浪潮，由罗默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显学。

时代周报记者 谢洋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正逐步从滞胀的梦魇中苏醒，而大洋彼岸的亚洲力量已然崭露头角。山雨欲来之时，经济增长这个潘多拉魔盒再度处于时代漩涡的中心。

1981年，26岁的保罗·罗默（Paul Michael Romer）刚刚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他的论文，彼时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决定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模型，这篇《具有外部性、递增报酬和无界增长的动态竞争性均衡》在正式提交时被缩短为143页，大部分涉及了专业的数学知识。

但这篇艰涩的论文对于身处经济学前沿的学者们而言，则有别样的意味—世界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到来。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那股席卷全球的科技浪潮，由罗默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显学。1997年，当他被《时代》杂志评为美国25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时，整个世界才蓦然惊觉，这位极具前瞻性的经济学家原来早已洞察了时代的秘密。

去年10月8日，63岁的罗默接过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评委会在颁奖词中写道：“保罗定义了知识是如何成为长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当经济每年都有几个百分点的增长并且保持数十年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方式将随之发生剧变。之前的宏观经济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并没有展示经济政策和市场条件如何决定技术变革，保罗通过演示经济力量对公司愿景的管理，进而产生新的创意和革新这种方式解决了上述问题。”

曲折的成名之路

近20年来，每逢10月份，罗默任职的高校总会被斯德哥尔摩的白色海风所撩动，甚至在2016年闹出过乌龙事件：在该年的诺奖公布前三天，纽约大学便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官方网页，让外界误以为诺奖已被内定。

其背后也折射出罗默在经济学领域经久不衰的话题热度。

罗默的父亲曾是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后来更成为民主党党魁，2008年奥巴马竞选连任时，罗默就曾帮父亲一起出过力，但那时候年轻的罗默并无意走仕途之路。

事实上，罗默在芝加哥大学拿的是物理学学士学位，此前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他最早的经济学知识来源于室友戴维·戈登和选修课老师萨姆·佩尔茨曼—前者现任克莱姆大学经济学教授，罗默在本科时经常与其喝酒闲聊；后者的课程则深深打动了罗默，鼓励他迈向经济学。

1977年以来，罗默先后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并在1983年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他又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

在这期间，罗默一直试图探索经济学的终极秘密：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在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形成之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创建的“索洛模型”一直备受关注。在索洛看来，经济体的发展由三大要素决定：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按索洛模型的预言，富国和穷国的收入将会趋同。

但事实并非如此。学界认为，虽然以索洛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均强调了知识、技术或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他们通常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实则把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装进了一个黑箱—而罗默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和重构，则是打开了这个黑箱。

1986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罗默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惊艳经济学界。四年后，他再度发表了论文《内生技术变迁》，两篇宏文奠定了罗默在经济增长领域研究的地位，形成了他的内生增长理论。

自此之后，在罗默的研究基础上，经济学家开始将政府政策、人口、人力资本、国际间的商品等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真实世界的奇幻漂流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产业布局，为下个十年的经济增长埋下伏笔，硅谷也随之进入全球资本的视野。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在学术杂志、宏观经济学教材中找寻罗默对于科技力量、垄断竞争和内生增长等概念的论断时，这位理论创始人却悄然淡出了学界视野。

从罗默辗转求学乃至日后的人生轨迹来看，“稳定”似乎并不是他生命中的关键词，充满活力和热情的经济学泰斗对自己的人生路径总有出人意料的规划。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罗默从在线教学和实验系统中获得了灵感，于2000年投身商界，下海创办了Aplia公司。

罗默筹集了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将这一系统作为公司发展基础。对于这个提供“非竞争”但却部分“排他”的知识产品的公司，罗默本人看来十分上心。在很长时间内，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工作，专心当起了公司的总裁。

短短几年间，Aplia推出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在线辅导，包括预习、复习、在线测试等功能，迅速被全球1300所大学的4300多名教授和120万名学生所接受。

从学术主张上来看，罗默并不赞同凯恩斯主义对于经济周期性的治理和微调，更崇尚科学力量的他，身上似乎多了一份游戏人间的洒脱。在教学中，他也经常提醒学生回到现实世界中，去看看是否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他说，这不代表愚笨，而是探索真理的必要步骤。

中国情结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经济学大师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和发展模式。

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他尤其推崇深圳的发展模式。“很多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通过划定经济特区，创造出一批深圳这样的城市。”罗默曾表示。

2013年至2014年间，罗默曾在上海纽约大学授课。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雷蒙回忆道：“他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经常思考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之外，经济发展还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他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间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特区的建设非常着迷，尤其关注深圳的城市发展。”

2013年，罗默第一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作为嘉宾发言，演讲主题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此后又在2015─2017年三年间连续参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回忆起自己和罗默几次接触时，注意到罗默经常一边听会，一边长段记录自己的感想—“他的思想非常活跃，和他对话你甚至能感觉到思维火花不停碰撞发出滋滋声。”

多年来，罗默不乏对中国发展的建言献策，包括对于城市的规划建设、工业化进程以及房地产发展模式等。在2015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他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转型表现出了浓重的兴趣，“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经济增长尚未结束就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转型上”，罗默认为，近年来中国的重点政策包括改革并提升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

“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20年里取得如此卓越的成果，原因之一就是允许城市适度扩大。”对此，罗默建议：“中国需要建立合理的财政体系，由政府承担某些责任，如允许人们自由流动养老金、倾向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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