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投入和美国差太多？科技部这样回应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副部长李萌、战略规划司司长许倞、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贺德方、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原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王志刚谈基础研究：地方和企业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王志刚表示，基础研究确实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总源头，虽然现在大家对所谓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产业化，这样一个线性的模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来讲，一切科学技术的源头还是基础研究，也就是人们对自己、对自然的一种认识、总结，以及用什么方法来认识和探索自然、探索自身。我们对基础研究应该要给予足够重视，否则科技创新就没有源头了。

对中国科技界来讲，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是我们的一个短板。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促使我们必须把基础研究作为一个重点，在整个科技创新的总布局中要着重布局，这是整个科技界的呼声，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战略在科技方面的重点，是我们必须做好的。我们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要有统筹，因为基础研究往往不是研究的终点，论文本身也不是这个成果的句号。

去年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国务院文件形式第一次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全面部署。这说明在新时代，在中国到了高质量发展，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把科技摆在核心位置的阶段，基础研究的地位就显得更加突出。

我们经常拿中美基础研究投入做对比，美国在15%左右、中国在5%左右。我们要承认，确实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很大，并且产出也是世界第一。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说，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都在投，中国的5%基本上是中央财政投的，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得很少。

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好的势头，在中央财政持续加大投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竞争力的企业，现在都开始把基础研究作为重点了，包括对数学的投入，包括对其他基础学科的投入。他们选了一批人，不是直接对着技术、不是直接对着产品设计，而是从源头上来探索相关领域的方法、原理，以及在理论上有哪些突破，在实践中有哪些创新。

另外，也要看到，各国统计口径还是有些差别，所以仅仅用数字本身还不能反映问题的全部。科研经费统计包含哪些，不包含哪些，各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定不移的，今后会更加加大投入力度。

王志刚谈创新型国家：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

王志刚表示，创新型国家是整个中国“三步走”非常重要的内容。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部署，中国“三步走”是2020年进入小康社会，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要成为现代化强国。科技创新也有“三步走”战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到2035年左右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作为重要支撑和引领力量，也作为发展的重要动力。

到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个重大的任务。那么什么叫做进入创新型国家？可能要有一个基本的界定。今年科技部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我们对创新型国家进行了一个描述，即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要走在世界前列。具体讲，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从定量来讲，去年我们国家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排名，综合科技创新排在第17位，到2020年原定目标大概在15位左右。另外，我们的科技贡献率要达到60%，去年达到了58.5%。同时，还有一些定量指标，比如说研发投入、论文数、专利数、高新区等方面的指标，去年都有不俗的表现。

另外，还有一些定性指标。进入创新型国家，就看你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不是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发展的动力是不是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劳动主体是不是更多具备科技创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是不是更多地用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来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高校、企业、研究院所，以及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科技合作是不是成为国与国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全民科学素质是不是有个较大的提高。这些是定性指标。

当然，现在讲到进入创新型国家，我们还是有短板的。比如说，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0到1的颠覆性技术和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的探索，我们现在还有不足，这是需要补的地方。此外，我们的创新生态、科研生态还有这样那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科技部来讲，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更多地、紧紧地依靠广大科技人员，更好地去倾听和服务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一切愿意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人，他们是我们服务的主要对象。政府的工作是要更好地把法律、政策、环境以及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能够真正解决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间、创新活动中间的所需。

除此之外，科技部还要注重激励与约束并重，信任与监督并重。我们要创造环境，我们要一批队伍，他们的活动结果是由他们来决定，我们更多的是提供支撑、提供环境、提供保障，为他们排忧解难。

王志刚谈科技成果转化：把科技成果本身作为充分条件

王志刚表示，推动高科技发展，提高发展能力和水平，这是整个科技界和社会各界要持续做的功课，科技成果转化，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

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很多，如何摆位？我们考虑把科技成果本身作为一个充分条件，把政策、法律、金融、政府服务、产业界参与、社会各界支持等方面，作为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充分条件，我们的颠覆性产业就出不来。所以，颠覆性产业的充分条件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出现，后面那些是必要条件。

所以，把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首先得出成果，在成果方面也要分它的成熟度。一种状态是，仅仅是一个想法，或仅仅是实验室里刚开始讨论的想法，它本身是一些假设，而没有印证，或者印证之后还不能转化；还有一种已经到了转化的时候，能不能有转化的合适主体，也就是所谓的技术成熟度，我们把握的时候，作为手上有成果的和承接成果的，都要注意这个事情，一定是可转化的。

另外，要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转化。成果的拥有者、成果的承接者，这两个是主体；政府主要是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做好服务。近些年，我们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全国人大专门修订了科技成果转化法，应该说这个成果转化法的含金量很高，在各国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法律，中国这部法律应该是最优惠和最贴近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实际的一部好法。

2017年，高校科研机构2700多家，转让各项科技成果35.4万项，增长了近60%，合同额达到了751.76亿元，同比增长27.5%。我们看到，一部好的法律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看到，这部法律确实是贴近中国实际，符合科技成果拥有方和承接方两方的意愿。

下一步，我们还要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件事当成重点。一是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技术转移基地、技术转移主体，以及技术转移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要做好。二是推动符合技术成果转化的国有资产评价、管理的制度建设。因为它更多的是无形资产，不是像土地、房地产一样的实物资产。包括最近的科创板，目的也是推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中间有很多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容，也是把无形资产、把能力作为重点，而不是把资金流、把交易额当做重点，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成果转化。同时，科技金融结合也非常重要。如果科技是充分条件，金融就是必要条件。我们知道，论证一个数学题，充要条件都成立，这个数学题就证明结束了。

王志刚谈科研经费包干制：要跟'放管服'结合起来

王志刚表示，科研的不确定性、未知性，以及预算要求的具体化，这个矛盾确实是存在。主要是出发点不同，科技人员按照科研规律，特别是基础研究、前沿探索，路线的不确定性，方法也是多路径性等。但是作为管理者，总希望能够有一个确定的管理方法。这两个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也不光中国存在，其他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存在。

包干制本身来讲还是个手段。总理报告中讲，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一些包干制试点，这还是一种手段。我自己也搞过科研，我看到这个包干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一种责任，信任越大，实际上责任越大，授权越多，责任也是越大，压力越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理解的时候，不是有钱就撒开了用，自己要掂量一下，自己能不能被信任？

作为政府来讲，实际上是要把包干制跟“放管服”结合起来。它是一种“放”，但是“放”不等于不管，只是管的方式、管的理念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一点上，政府也要研究，科技部当然要首当其冲研究这件事情。为什么讲第一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第二是做些试点。试点本身也是要有些范围，有个对象，因为这是新的。这个范围可能在一些基础研究定额补助项目等方面先试，已经选了60多家在进行试点。同时，在试点过程中，我们要看被选的试点单位过去是不是确实在科研管理方面很规范、在科研成效方面很显著，科研队伍特别是带头人是不是专注搞科研，并且是有科学精神、科研操守，有良好的口碑，这是前提。

此外，在基础研究方面，要以自由探索为主，但是也有一些目标导向、任务导向。技术创新方面以任务导向、目标导向为主，也有自由探索的内容，要不然怎么有技术发明呢？所以，这里有很多关系要处理好，这样的试点，我们将按照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做方案，并且征求科技界的意见，最后形成一个试点方案。在试点中把它不断推进、不断完善，最后变成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我们的创新主体、科研人员有更大的积极性，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获得感。

王志刚谈科研学风建设：今天的科技仍然有“趋利避害”的要求

王志刚表示，任何主体及其活动都必须要有个好的环境，这个环境既是社会构建和营造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主体本身构建的。学风作风问题也好，还是伦理问题也好，都是如此。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这样看：

科技本身就是双刃剑，一项新技术、新成果带来的既有好的一面，也有需要关注和避免出现坏的一面。所以，前不久我在接受部长通道采访中说，要趋利避害。人类发展也是如此。比如，在远古时期，雷电引发山火，害处是把山林烧了，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但是，当有的人把山火带回家，用来加工食物，这样就使人有更多的营养，促使人类比其他动物脑容量更大一些，身体更强壮一些，这就是趋利避害。

今天的科技仍然有这样一种趋利避害的要求。比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它带来的是在工具方面、在能力方面的进步和延伸，或者新的一种贡献，但同时，生物识别，对你的声音、对你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会不会有隐私问题？基因编辑也是，有利于更多了解我们自身。对于疾病产生的原因以及抑制疾病的方法，实际上我们知道的还是很少，随着技术发展，我们在逐步认识、逐步提高。比如说，2003年出现的SARS，让我们有点手忙脚乱，现在H1N1、H1N9、埃博拉等病毒，一点也不比SARS威胁小，但是我们现在应对从容，这就是技术发展带来的进步。当然，就病毒本身来讲，我们既要研究它，又要防止它扩散，这又变成一个趋利避害的问题。

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特别是在应用领域发挥科技的扩散性、渗透性，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这就需要我们科研人员有强烈的责任感、科学精神、道德操守和科研伦理，当然还有遵守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的要求。

一项科研活动该怎么做，一项科技成果应用该怎么做？科技部很关注，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出台相关制度规范进行引导、进行约束。要告诉和引导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应当遵守什么样的规范，转化成果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使我们科技人员更加理性、尊重规律、敬畏法律，对于那些为了个人名利罔顾法律的行为要加以约束。

王志刚谈青年科学家：掌握项目资源的科学家多给年轻人机会

王志刚表示，青年是国家民族的希望，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科技创新这个领域。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不能持续发展、不断提高，长江后浪推前浪，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批年轻人愿意投身科技、投身创新，关键在于这批年轻人是不是敢于超越前辈。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想做科技、想做创新，就必须看重年轻人。因为这是持续的事业，而科技本身就是需要一代又一代做工作，需要接续不断。我们要支持年轻人多出成果、早出成果。

青年科学家压力大，确实如此，他们初入社会，面临着生活方面、科技资源的申请难的压力等等。这个事情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就是从国家层面上，政府、社会怎么样能够为青年科学家、科技人员潜心做科研、早出成果提供一些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从人的成长磨炼来讲，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坎，今天我们的很多大科学家当年也经过这些坎，年轻人从自身来讲要从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主动作为、谦虚向学。

从科技部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些年轻科技人员，为他们创造条件，发现其中那些安安静静的、把科研创新作为自己毕生事业、职业选择的，以及通过科研体现自己一生价值所在、接受社会认可的年轻同志。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深入研究，怎么样给予更多更大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科技平台也需要师父带徒弟。我们作为总师，作为导师，作为组长，怎么能够积极帮助年轻人，但是又给年轻人提供成长机会、工作舞台？为什么过去很多年轻人很早就可以担任一些课题组长，担任一些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而这种机会现在是不是可能少了一些？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已经掌握了项目的人，掌握资源的这些前辈们也要注意的，怎么能够让出来一些。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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