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度的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用微观数据关注世界贫困

财经时代在线网 2018-11-15 16:37

[摘要] 迪顿指出，在中国这样的高速增长周期中，发展成果更容易惠及全民；而在经济不断放缓的发达国家中，成果分配更加像是一场零和博弈。

时代周报记者王心昊发自东莞

在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安格斯·迪顿大概是其中最“接地气”的一位。

2015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安格斯·迪顿，迪顿的研究领域看起来如此贴近现实，他的学术与理论致力于消费、贫穷与福利，并最终成为集大成者。他也成为新千年以来，继菲尔普斯、克鲁格曼和梯若尔之后，第四位独享经济学奖的得主。

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安格斯·迪顿被称为学校的“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这不仅在于他高大的身材，更在于他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他的研究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衡量人们的储蓄与消费、吃的食物以及住房条件。

测量贫穷

到普林斯顿之前，安格斯·迪顿一直生活在英国。

他的父亲出生于英格兰中部的南约克郡，最初从事底层的挖矿工作，但经过努力最后终于升级为一位排水工程师。但老迪顿并不希望儿子重走旧路，生活在底层，他说服迪顿的老师帮迪顿补习，将迪顿送入私立学校。而迪顿不负所望，进入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学习，并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当1965年安格斯·迪顿进入剑桥大学的时候，正是剑桥学派的高峰。包括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詹姆斯·米德等人都在那里任教，他们对世界面临的贫困与发展问题非常关注。受此影响，迪顿开始关注贫困问题。

之后几年，他又拜在理查德·斯通门下，学习经济学分析工具。斯通是198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设计和推进国民核算体系（包括今天的GDP）的核心人物。在斯通看来，认为计量经济学包括两部分，测度和统计，二者缺一不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安格斯·迪顿接过剑桥学派的衣钵，用微观数据研究消费、贫困、福祉等问题。

事实上，迪顿对于数据分析的喜爱能够在他的演讲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热爱数据。不论是国民收入或是GDP，每一个人的消费行为我们都可以通过收入和储蓄的数据来进行评估，然后衡量国家居民的消费习惯，整个消费框架就能够有一个概念。” 2018年10月31日，迪顿应邀出席了由广东时代传媒有限公司、时代周报、时代财经、天安数码城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时代财经•诺奖经济学家论坛”，他在论坛的演讲中讲道。

迪顿在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解释了两者之间的比例，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跟现实联系较强，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有借鉴意义：如果学界能够重视搜集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数据，并逐步改进对贫困的测量方式，将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真实和具有价值的参考。

为何测量贫困显得如此重要？在演讲中迪顿指出：“因为贫困的测量，对于认定家庭是否贫困，以及划分贫困线，有着很重要的政策意义。”

他提到，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3年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标准，中国贫穷人口占总人口1.85%，也就是2500万人，而1981年这个数据为88.32%，即8.78亿人，这比当今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

“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笔。要是没有中国，没有全球化，这一成就不可能达成。”迪顿表示，20世纪80年代全球还有20亿贫困人口，到2013年，贫困人口缩减到了7.5亿，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他同时指出，在美国有一些人会把4美元/天作为贫困线的标准。如果美国采取该标准而中国采取的是世界银行所规定的1.9美元/天，那中美之间贫困人口数量会变成十分相近。

“但就我个人来说，这个对于贫困的论断是片面的。”迪顿在谈及此问题时提出，除了生活费数据，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对贫困测量更重要。

在贡献测量贫困的方法之外，迪顿的研究成果还在于，如何用家庭的微观数据来分析经济行为。这有助于了解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从而找到解决方式。

中国发展成果更易惠民

“如今的生活可以说比历史上几乎任何时期都要好。富人越来越多，而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越来越少。”迪顿在《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这样开篇，但他马上接着写到，“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遭受赤贫和早夭的恐怖。世界是非常不平等的。”

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到底有没有让社会更加平等？

迪顿认为，二战以来，财富和健康方面改善越来越多，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婴幼儿死亡率都低于1950年的水平。然而，即使在比较富裕的国家，经济不平等也在急剧上升。在这些国家，很多人无力逃脱早死和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不断提高。尽管一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在大踏步前进，因而提高了全球平均水平，但其他国家经济似乎都在下降。

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国际间巨大的不平等。西方逐步逃过了贫穷和疾病，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的儿童活到五岁的概率，仅仅比1918年的伦敦孩子高一些。

这种不平等也很快蔓延到了发达国家内部，比如美国。“为什么我们会经历经济危机？为什么我们的民众会憎恨金融从业者？”迪顿在采访中指出，这主要是普通的大众并没有从金融业的繁荣当中获得利益，相反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却把在搜集“民脂民膏”，所以造成了普通民众怨恨的情绪，这在发达经济体中更是如此。

“事实上从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不断有民众是被抛在了后面，他们完全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迪顿指出，在中国这样的高速增长周期中，发展成果更容易惠及全民；而在经济不断放缓的发达国家中，成果分配更加像是一场零和博弈。

“在美国，大部分GDP的利益都被受过良好教育的全球化精英阶层截取了。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全球性的国际化精英阶层所获取。而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有限，由此形成的分配不均使得一部分的人憎恨贸易与全球化，这也是这一两年间国际争端出现的根本原因。”迪顿总结道。